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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明:探寻发展的奥妙

国际司副司长   杨英明

  30多年前,面对经济落后、物质匮乏、人民生活困顿的国情,中国人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以改革开放的宏伟篇章拉开了经济腾飞的大幕。30多年来,中国始终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近10%的年均增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下了让世界震惊不已的“中国奇迹”。时至今日,中国已进入发展转型的新阶段和关键期,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新问题层出不穷。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势必要求我们在埋头实践的同时,更应加强发展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探索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为此,笔者专题研究了毛泽东的矛盾论、罗德里克的增长诊断理论以及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希冀通过梳理上述理论的内在联系,从中探寻一些发展的奥秘,获得一些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启示。

  一、 毛泽东的《矛盾论》

  矛盾论是方法论,是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揭示事物发展规律,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辩证法的贡献。《矛盾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毛泽东指出,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同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带有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二者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二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在矛盾的诸方面中,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事物的性质也会随着发生变化。三是矛盾的同一性和对抗性。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一切对立的成分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并会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这种性质就是同一性,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时,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在矛盾的斗争性问题中,毛泽东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二、罗德里克的增长诊断理论

  罗德里克等学者提出了增长诊断或者决策树方法。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面临各自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即制约经济增长的若干主要矛盾,这些主要矛盾因时因地而异。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些制约因素,并集中力量解决。增长诊断理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诊断分析、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

  首先,需要进行诊断性分析以界定出经济增长面临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增长诊断框架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广义社会回报,包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技术革新等。一般来说,社会回报越高,经济的增长率也应该越高。二是个人回报合理性,即企业家在整个社会回报中取得的合理份额。如果社会回报率很高,但由于税收过重,个人回报合理性很低,投资人不能得到合适的回报,经济仍然难以高速增长。三是融资成本。融资成本越高,投资意愿越低。发展中国家应甄别出最关键的一到两个制约因素,即主要矛盾,然后集中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需要的那些“大的原则”,如稳健的货币、产权、开放、自由市场等,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们的实现依赖于各国特定的环境和信息,并不需要以某种特定的制度或政策形式呈现。

  其次,需要提供正确的政策设计,以解决已经鉴别出来的制约因素带来的问题。利用传统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找到与上述制约因素相关的市场失灵和市场扭曲,针对扭曲的根源制定政策。例如,如果经济活动是因为边际税率过高而停滞,解决之道就是减税。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最优方案却往往不起作用,而且甚至与目标背道而驰。原因是人们通常在一个次优的政策环境里行动,这个政策环境被行政、政治的制约或是其他各种因素所扭曲。所以政策设计过程中,必须未雨绸缪,时时关注无法预料的复杂性和种种意外的结果。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寻求适合本土的方式,并勇于试验。

  第三,着眼于长远,需要将诊断分析的过程和政策反馈制度化,保证经济肌体的活力和增长的持续性。罗德里克认为关键制约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用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就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转化问题。长期来看,能够确保发展中国家朝着发达国家生活水平逼近的重要途径就是建立高质量的制度,即能够引导经济主体进行合理社会行为的规则。贫穷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改革至关重要:一是要随时维持生产的动力。在出现多样化趋势的那些新的贸易领域中,政策要确保发展的动力能够持续,否则,增长会很快消退。二是强化国内冲突管理制度。最常见的增长衰退的原因在于无法应对外部的冲击,如贸易额下降和资金外流。要使经济拥有应对类似冲击的弹性,需要强化法律规则、巩固民主制度、建立参与机制、构筑社会安全网。

  三、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这一矛盾的理论。他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提出,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又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他认为,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经历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升级、多元化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的改进,这一升级和改进的过程需要与巨大的公司交易成本外部性及资本投资回报相协调。所以,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林毅夫的新书《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增长识别与促进框架”,为政策制定者在帮助企业顺利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设计了一大整套实用方法,主要分为六个步骤:

  一是找出参照模型。通常作为参照模型的国家与本国需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而且在过去二三十年实现了快速发展,被参考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参照国已经成功生产超过20年。这类产业在参照国属于夕阳产业,正好在本国系朝阳产业。二是看是否已有国内私营企业自发地进入第一步选定的新产业。如果有则意味着本国企业已经识别出此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可以考虑优先发展这些产业,帮助这些企业提升并促进其他企业进入,发展相关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使该产业迅速具备国内国际竞争力。三是若尚无国内企业进入些产业,选定的产业对本国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参照国的企业前来投资,通常因为本国劳动力廉价它们会有积极性。政府要做的是解决外资企业投资的瓶颈障碍,同时采取便于国内私企进入这些行业的措施。四是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产业最近才出现,除了第一步已经选择的产业外,政府还应该关注国内企业的自发创新,发现具有市场潜力的创新时应该帮助先行企业解决在进一步发展上的各种障碍。五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较差、全面同步改善有难度的现实,应该考虑设立工业园区进行局部改善。工业园区起着示范作用,还有鼓励产业聚集的作用。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相比要形成专业化的竞争优势,必须促进产业集群。六是政府可对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先行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偿和激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相关企业进行所得税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资的资金,或在进口关键设备时给予外汇使用优先权,或优先提供金融服务等。

  新结构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以下政策见解:在财政政策方面,应遵循本国比较优势,在经济衰退期扩大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反周期财政政策对产业发展因势利导;在货币政策方面,利率可以成为反周期的调控工具,应通过鼓励在萧条时期进行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投资,提升未来的经济增速;在金融部门发展方面,应将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作为金融系统的基础,以使得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在外国资本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应将允许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应鼓励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在贸易政策方面,参与全球化能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达到比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在人类发展方面,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一国的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对产业升级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并协助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

  四、对我国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毛泽东的矛盾论、罗德里克的增长诊断理论、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等理论主要脉络的初步解析,已为我们看待和把握中国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问题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一是发展应着力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就能把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积累更大的能力去解决新的矛盾,并把发展推向更高的阶段。为此,把握一国发展规律的首要之义在于甄别出其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破解发展难题不可能毕全功于一役。二是发展规律因时而异。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一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特点和主要矛盾。为此,破解发展难题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三是发展规律因地而异。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比较优势,面临不同的关键制约因素。为此,发展的模式不是走独木桥而是百家争鸣,破解发展难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四是发展不是孤立的。发展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诸多不同的发展主体合力作用的结果。为此,发展需调动和发挥各方主动性,破解发展难题不可能仅单靠一方面的强大力量得以实现。在此,笔者将从这些方法论视角出发,来分析和判断中国的发展问题,提出一些简单的思路和粗浅的意见。

  (一)正确分析主要矛盾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立足点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多变,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多变,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很多。但我们仍应“不畏浮云遮望眼”,正确把握并着力解决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从主要矛盾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统计数据也在提醒我们,中国的人均 GDP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国内仍有1.2亿左右的贫困人口等等。通过这一主要矛盾的分析,我们必须谨记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为解决物质需求问题,中国在很长时间曾以追求经济“量”的增长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手段。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人民对文化产品、自身权益、生态环境及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等非物质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模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单纯的GDP增长已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深刻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

  (二)改革是中国实现发展的重要保障

  如今,中国已步入 “深水区”和改革攻坚期,我们需要以一种动态的发展视角来审视和推动中国的改革。

  首先,根据罗德里克的次优理论,最优方案往往受制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或是推行起来往往不起作用,而且甚至与目标背道而驰。政策设计过程必须未雨绸缪,时时关注无法预料的复杂性和种种意外的结果。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多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各类观念和思潮涌现,人们对深化改革预期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我们既要大胆推进改革,又要稳妥慎重设计改革方案。其次,改革应更加注重新的制度设计。正如罗德里克所指出的,建立高质量的制度是确保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为此,今后的改革重点应是设计更具针对性的新制度和规则,孕育新的发展动力。第三,改革应基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和现实国情。世界是多元的,发展也是多元的。中国业已取得的经验表明,改革没有现成的样板,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必须将其立足于现实的国情和发展需求。

  (三)将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拧成一股推动中国全面发展的合力

  在经济增长领域,不论是罗德里克还是林毅夫,都意识到政府与市场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从矛盾论来看,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又经常会成为一对矛盾。如我们原先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于政府管得过细过宽过死,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然而市场本身也有缺陷,如众所周知的垄断、信息不对称及负外部性等等。如今,有些学者将中国多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归功于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与强势政府等,但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成功正是由于致力于促进政策更加宽松、经济更加开放、市场更加自由的结果。当前在处理政府与市场这一矛盾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已取得的成功实践容易成为政府扩大对市场干预理由,这必将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必须科学界定两者的角色和职能,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

  此外,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发展应该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两条腿走路。但是,从现实国情上看,社会建设依然滞后于经济建设。如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的:“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而社会建设还不到位。这些都与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有较大差距。”处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新期盼,必然要求我们适应于多元、开放的社会需求,不断推动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在社会建设的理念上,转变传统以政府管理为主的理念,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建设;在社会建设制度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在社会建设方式上,注重选择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四)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是中国实现发展的主要动力

  尽管经济增长不能替代发展,但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根据罗德里克的增长诊断理论,一国经济增长取决于社会回报率、个人回报份额以及融资成本等三个方面。从广义社会回报率看,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正在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临近、国内投资比例的下降以及技术引进空间的逐步压缩,我们赖以维系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而且这些优势也不足以支撑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旧有动力的消失,为新动力的出现提供了空间和舞台。纵览国际经济史,特别是工业革命史,我们不难发现依靠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是中国实现较高广义社会回报率,推动经济跨上一个新台阶关键所在。从个人回报份额看,分配结构不合理。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分配份额过大,个人份额太小;在个人分配中,投机性资本利得过大,劳动和创新所得比重太低。人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在信息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个人可以凭借创意和信息技术迅速创造巨额的社会财富。只有通过分配制度的创新,形成更加合理结构,引导人们通过从事劳动和创新活动获益,才能抑制投资泡沫的不断膨胀,不断催发经济的活力。从融资成本看,融资难问题依旧突出。尽管中国有着规模极其庞大的资金储蓄,但由于资本和货币市场不完善,非国有金融机构发展受限,政府过度干预金融资源分配等原因,导致资金供给和需求的长期错配。为彻底解决融资难问题。我们必须加快建设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金融制度。

  (五)中国应利用全球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机遇

  全球化为中国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外部资源和较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中国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开拓国际市场,充分享受了“开放红利”。当然从矛盾的观点看,机遇与挑战并存,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不仅更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也受到现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的束缚。

  展望未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主动构建有益于自身和全球共同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国际规则。既要利用好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应成为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机构的倡议者、发起者、组织者、先行者,如中国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金砖国家峰会机制及积极推动成立金砖国家银行等新的多边发展机构等,推动制定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规则。从而在未来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自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各国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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